时才会转到刑警队。
这起案件的死因明确，而确定死者身份的是现场找到的一部手机――手机卡号码登记在年俐名下。
据此调查该案的警官联系了年俐的哥哥潘维恩，对方来认尸时确认是自己的妹妹年俐。
但是要按毕雨川所说，死者并不是年俐。
家属认错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其一，死者撞的面目全非，面部有近三分之二的部分塌陷，其二，大部分家属认尸时，看到惨死的亲人往往只能匆匆一瞥，体貌特征接近的话，确实有误认的可能性。
毕雨川说尸体眼角没痣，但年俐的身份证照片上有，他选择相信毕雨川，那老油条虽然死认钱，却又不得不承认其在业务方面是把好手。
还有一个可能性，也就是他一定要介入该案调查的原因――潘维恩知道死的不是年俐，手机是故意留在现场误导警方的调查，他去认尸，认完带走一烧，成了“合法”的毁尸灭迹。
不专门核验亲缘DNA属于此类案件的常态。
办案要控制成本，要说柜门锁的紧的保险柜，公安局的肯定能排的上号。
派出所临检时查谁吸毒没吸毒的验尿板都得算着用，何况是出DNA检验报告了。
耗材得花钱买，各部门的预算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
就像去医院看病，得个感冒就被要求去照CT照核磁，病人绝得投诉医生过度医疗。
同样的，DNA鉴定报告要根据案件性质来判断是否需要出具。
在交通意外死亡的案件中，对于死者身份的判定，家属没有异议的话，警方通常是不会额外做DNA鉴定，在没有硬性规定的地方，甚至连尸检也仅仅是做尸表检查即可。
如果调查该案时发现死者身份存疑，涉嫌刑事犯罪的可能，那样就需要进行死者DNA与近亲属的核验，尸检也必须进行解剖。
目前来看，交通队的调查核验流程没有问题，出问题也是出在潘维恩身上。
他有抢夺入狱前科，出来之后有犯罪升级的可能性，同时他还有可能被牢里接触到的人事物提高了法律意识，学会了掩盖罪行的技巧。
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有的人坐牢出来能改邪归正，可有的人，却是越陷越深。
林冬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家属：求着警察把违法犯罪的亲人带走，说“给TA关起来好好改造改造”。
然而他想跟对方说的是，坐牢是惩罚罪犯的手段，监狱不是学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罪犯和罪犯待在一起，交流的大抵不会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种积极阳光的内容。
再者，至少在苏雅兰的认知里，年俐失踪了，并牵涉到了毕雨川。
那么年俐到底是死亡、真的失踪，还是为了配合潘维恩的“计划”故意隐匿行踪，是目前的一个重要调查方向。
正琢磨着，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祈铭打过来的。
林冬刚回来就把尸检报告给送过去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消息。
“根据尸检报告所述，死因是重型颅脑损伤，这个没问题，”祈铭说，“不过我看尸表照片，发现死者双侧手臂及前胸有疑似盘状红斑的症状，考虑生前患有红斑狼疮，对了尸体还在么？在的话我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