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
是啊，我不禁无奈地感叹，托尼的确预料到了会有这样一场战争。
可是没人理解过他，他孤身一人抗住来自社会的压力。
同时我也明白了托尼支持注册法案的另一个原因。
――他不想让我们走向绝境，他希望我们有回转的余地。
注册法案是他给我们留的后路。
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他就担任了另一方的领导者。
他承担了那份责任，他承担了所有骂名。
虽然事实者证明他是对的，但人们总会同情弱者。
他从一开始，就是想为我们走得更好。
可惜我明白了也无济于事。
我是现在明白的吗？不，内战结束后我就明白了。
事后清醒是最令人无奈的事情，但大多数人都只会在事后清醒。
我和旺达的聊天也沉默告终。
而其实都算不上聊天，因为我们没有说几句话，最多算交流。
我知道旺达为什么找我。
她希望能找人倾诉，找人宣泄自己的情感。
我也需要，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是美国队长，我必须有着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
我都退缩了话又还有谁能代领我们呢？
是有那么一个人的，但是他死了。
旺达在找途径减轻自己的负罪感，我也再找途径。
我找到合适的了――投身于重建工作，让自己忙起来，让自己忙到没有时间想其它的东西。
重建是个麻烦活，人们的突然回归哪怕本身目的是好的但终究会让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地世界再次动乱。
所有人都高兴于自己所爱之人的复活，但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被忽略的。
那些已经走出悲痛进入新生活的人，他们要怎么面对他们以为的消逝之人？
这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或者说所有答案都是对的，而一个问题不可能所有答案都是对的。
所以可能错的是问题本身。
当然，相比于之前人的突然消逝，这还是好解决的，毕竟不管怎么说人们大都希望消逝之人能回来。
纪念经历烁灭事件的人的墓碑被拆除，拆除那天人们都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